保尔森想和冯一平探讨的问题,是贝尔斯登被收购的股价。
这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中,两个难题中的一个。
可以确定,无论是贝尔斯登董事会,还是收购贝尔斯登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一定会存在分歧。
自然是一个想更多,一个想更少。
实际上,保尔森和盖特纳之间,就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
他认为应该要低,因为,主要是贝尔斯登的那些家伙自己不顾责任的行为,才造成了现在这样难堪的局面。
所以,他认为这个价格就应该低,带有惩罚性质的低。
作为一个CEO,他认为,这样把自己的公司弄垮,还让社会和公众必须救助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如若不然,那不就形同中国的股市了吗?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更事关正义。
当然,在这一点上,他确信自己能站稳。
在华尔街期间,他深知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他始终担心有一天,会遇到对银行家们而言,就相当于是普通人面对生或者死一样的问题:所有的投资人,都选择收回自己的资金,所有的债务人,都上门逼债。
为了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不至于破产倒闭,对股东造成损失,并波及到其它同行,在高盛期间,他一直在为那样的局面做准备。
他在纽约银行里租了一个保险箱,日复一日的往里面塞他们不会出售,更不会转借,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或者就能等同于现金来使用的优质债券。
他最近也估算过,不考虑自己的继任者劳尔德应该增加的份额,就算自己任内时积累下来的那些,即使在当前这样那些债券也不可避免的有一定贬值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也依然在600亿美元以上!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足以应对最极端情况的数额,但他相信,如果此时包括贝尔斯登在内的华尔街公司,都能有这样的底气,那么,也不至于连带他都这么焦头乱额。
可盖特纳的意见是,为了能让交易迅速达成,到时还是应该照顾贝尔斯登管理层以及股东们的意见。
也就是照顾他们的利益。
这是保尔森现在感觉有些难以决断,所以想征询冯一平意见的一个问题。
但既然他一气之下,都挂了电话,自然也不好再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