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可以对间谍说,有些话则不能说,有些则是说了也无用。
西河的事、墨者的事、秦公子的事,吴起心中自有打算。
他说小才未必不如大才,并非随口一说,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他在西河算是制政者,所以他不需要墨翟、禽滑厘之类的“制政”者来西河。
这些人的确有大才,但是他们的才能大到可以制定政策而不只是执行政策,这就意味着除非与吴起对天下利益的看法一致,否则不可能说到一起去,更谈不上用他们。
吴起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基层官吏,不需要他们懂得天下、利益、本源等等这一切,只需要他们能够执行好定好的政策就行。
依样画葫芦……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真正需要这样的人手的时候,吴起深感这种人太少,这件事太难,绝非听起来这么简单。
吴起知道墨翟等人的才能,包括刚刚声名鹊起、雄文草帛新谷等事物传到魏地的适的才能,吴起都认可,而且相当认可。
但正是因为这些人太有才能了,有才能到对天下和利益有了自己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解释天下的理念,所以不能用、也用不了。
反倒是那些才能不算太多,但是可以遵守墨者纪律、能够执行好墨者规矩、学过一些文字的人,才是他最想要的。
魏国暂时不需要相与帅,需要的是吏与士。
对于在沛地的间谍焦禾传来的种种消息,吴起并不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惊讶之后,他没有对墨者产生太大的警惕,却对逃亡在魏都生活的秦公子连有了警惕。
老聃曾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无论如何评价,单从能力来看,吴起无疑称得上是上士,因而他看得比常人更远一些。
他相信墨者在沛地做的那些事都是真的,相信稼穑之事可以做到那种地步,相信草帛书义的重要性,相信那些隐藏在数字内部的寻常人难以触摸到的治政之术的内涵……甚至相信关于所谓乐土的推论都是合理的。
但是,有什么用呢?
吴起认为,墨者对于天下的理解有错、对于人性的理解有错、对于权力根源的理解有错。
就像一匹快马,是伯乐看中的千里马,可明明应该往北,却偏偏向南疾驰。
即便比别的马都快,终究还是不可能达成目的的。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尚贤一样,这是极好的,但什么算是贤才呢?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上下同义一样,这是极好的,但同的这个义是什么呢?
秦国即便变法,依旧是授田的。地处西陲,商品经济不可能如中原之地发达,土地不能买卖。王翦出征前,请求的是多授田产。商鞅变法前的秦私亩税是承认使用权的合法性,变相承认一些贵族已有的土地是合法的,用税来换合法性。基本上,秦墨垄断了秦变法之后的教育和基层官吏培养,但是墨者的义丢了。没有庞大的基层官吏、以吏为师,只有商鞅留下的种种遗产或是靠几个名将奇才,那是不可能成帝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