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国际关系专业来了个变态,博士新生,是个中国人,入学第一次presentation就让基辛格教授听得拍案叫绝。”
“好像教授还放话了,以后那个变态的presentation纸质报告,要提前交给教授本人检查、帮他修改润色,才允许正式答辩。教授来本校三年,这是第一次给学生这种待遇呢。”
基辛格组织的课题组汇报结束后,当天晚些时候,如是的传说,就在乔治敦大学的校园里传开了。
虽然中国已经开放数年,留学生也有了一些,但此前毕竟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或者最多是商学(学商的多半还是早年湾湾来的)
但在乔治敦这种政法外交氛围浓厚的学校,孤傲之前,还真是没有其他大陆人被本校学生接触过。
所以他们只能靠社会上的刻板印象来认知,并没有被后世众所周知的“学霸黄祸”恐惧支配过。
现在,就从顾骜开始吧。
不服质疑的人,当然也有。
“中国人读书真这么牛逼?不可能吧,他们不是很闭塞,没有自由意志的么。你说中国人苏联人数学好我还信。论怎么玩宪政民猪、斡旋诡计,中国人懂个屁啊。”
“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们都集权了几千年了,他们骨子里就只有‘非奴隶则反贼’,连自由民这个词都不会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compromise的艺术!绝不可能!除非你把课题报告的内容告诉我们,大家公允地评判一下!”
质疑者们如是说。
不过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懂行者立刻反驳了这种可笑的诡辩:“内容怎么可能让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汇报材料都是保密的。你这种外行人都能听说,那岂不是外国人也知道了。
反正麦卡伦、帕特里克、莎拉他们三个都是心服口服的,对教授的评判标准并无不服。你这种门外汉不服憋着好了!”
开玩笑,其他博士生怎么可能让答辩内容外泄呢。
这是所有现场听讲同学的共同福利,他们还指望着从这种高度保密、只有口传耳受的秘笈中,为自己将来的人生仕途多一丁点竞争力呢——虽然这一次汇报讲座的收获不大,但架不住此后还有至少两年。要是顾骜一直能保持这个状态,积少成多也够大伙儿受益匪浅了。
外泄只会导致秘笈不灵。
不过他们其实也想多了,因为顾骜当然不可能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