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呈秀起身向朱由校行了一礼,就半侧着身子,拿出其早就准备好的册子进行汇报。
按照崔呈秀的话说,天启八年相比于天启七年,在东林党被全面铲除和东厂对文官监控力度再次变得严格后,官场的倾轧与斗争相对要缓和得多,因而京官倒也没什么大的组织体系变动。
反而是地方上,尤其是山东、凤阳等地,大量地方官员因为明里暗里反对新政而被罢职或问罪,导致今年大量地方官实缺名额出现,亟需大量士子却递补这些地方官,恢复地方行政秩序。
好在大明英明伟大的皇帝陛下朱由校未雨绸缪,早在天启七年就以示恩天下为由,大幅度提高了会试和乡试录取名额。
因而如此,使得比往年多出好几倍的二三甲进士和多出的候官举子们得以迅速补充地方缺额。
“学而优则仕,虽有那些所谓的书香门第的子弟们不愿与我们这些掉在钱眼里的人同流合污,但普通人家出身的读书人特别是北方和云贵川、湖广等地的士子还是有大量的士子愿意为大明效命的。
对于这些士子,要多加鼓励他们出仕,甚至一些拔贡的生员也可大力简拔,如今国家亟需人才之时,不可因功名高低而偏废,东厂的人也要对这些准官员们进行查访,随时告知给吏部。
脑子灵活开放的多往江南、闽浙、两广、辽东等地派,日后实行诸多新政和面对外来势力也好应变;对于恪守成规以清廉自诩重视教育的官员则多派四川、云贵、湖广等地,特别是汉夷杂居之地,日后推行汉化和让儒家教育深入到苗寨壮区也容易些;
另外,那些考了进士举人不愿意出来做官的,朕允许他们经商或著书立说或从事其他行业,但不准在其家乡待在,须由朝廷指派到某亟需教化的穷乡僻壤去教书育人或活跃当地贸易!不然,何必出来参加科举,耗费国家财力而不为国出力,还占着茅坑不拉屎,使一些虽学识不够但有报国之志的士子名落孙山,倒成全了他的清高美名!”
崔呈秀很认真的记下了朱由校的指示,其中让东厂协助吏部,将掌握的各地士子的思想主张随时报告给吏部供其铨选时参考,这不由得不让他暗自佩服陛下朱由校的灵活,也让他发现原来东厂除了搜集罪证抓人以外还有辅助六部执行政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