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六月底,皇上下发圣旨,加收剿饷。
郑勋睿看着桌上的敕书,想起明末三饷,明末三饷为辽饷、剿饷和练饷。
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就开始征收,名义上是为了辽东的战斗支出,平均每亩地加征九厘,崇祯四年的时候,又提高到每亩地一分二厘,每年可以多征收农业赋税六百六十七万两。
皇上下旨开始征收剿饷,就是对付流寇的,每亩地增加五厘,全年可征收两百八十万两。
至于说练饷,因为郑勋睿的穿越,迄今尚未开始征收。
郑勋睿明白,这肯定是杨嗣昌的意思,十面埋伏、四正六隅的战役,需要大量的钱粮,朝廷拿不出来那么多的钱粮,于是负担就转移到百姓的身上去了。
严格说起来,明朝的农业赋税,并不是特别重的,与之后的清朝比较起来,不算是特别多,且大明的官吏一直都呼吁朝廷不应该与民争利,必须要藏富于民,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农民的辛苦,故而赋税定的不高。各级的官府若是严格按照赋税之要求征收,绝大部分的农户是能够承受的。
可惜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崇祯年间大规模的灾荒,已经将百姓逼到了绝路之上,很多地方赤地千里,就算是朝廷免去这些地方百姓的赋税,百姓都是活不下去的,故而增加剿饷,等同于饮鸩止渴。
其次就是人祸,朝廷决定征收剿饷,每亩地增加的赋税是五厘,可到下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分左右,地方官吏可以从中大肆贪污,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已经征收起来了剿饷,却言当地百姓困苦,无法征收剿饷。
大明的农业赋税的确不高,但苛捐杂税高的出奇,因为流寇的骚扰,也因为后金鞑子的侵袭,各地官府想方设法的以练兵或者加强防御的名义征收苛捐杂税,而这些苛捐杂税的数量,往往是赋税的数倍以上,这就让老百姓无法承受了。
农户本就无法承受苛捐杂税,土地的兼并让他们的负担更加的沉重,大明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少缴纳甚至是不缴纳农业赋税,进士、举人和生员,分别按照朝廷的规定,可以免去多少田亩的农业赋税,正德年间之后,士大夫阶层基本不缴纳农业赋税,这是朝廷优待读书人的举措,可惜这样的举措,被士大夫充分利用起来,他们开始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农户因为无法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心甘情愿将土地卖给士大夫和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