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旬,初夏时节,文德殿,官家回銮东京后的第一次大朝议,秩序混乱。
而这种混乱来源主要在于三处:
一处是在缺乏东南钱粮转运的情况下,很多原本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全都难以展开,大家不免抱怨。
另一处,则是关中的混沌,在陕北根本无法反攻的情况下,关于如何处置曲端、王燮、王庶这三人的争论已经到了一种极致……
王庶是个立场没有任何问题的主战派文臣,是宇文虚中进入关中前绝对的文官首领,也是大宋在彼处的代表,此番更是亲率大军迎战金军,但却一败涂地,丧师丢地;
而王燮盗匪或者说义军出身,之前闻风而走,这一次却听命上前作战,只是也一败涂地而已,而且一败之后居然从陕北一路逃到凤翔,显然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只是这个废物表面上还算听话;
至于曲端,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人,他的傲慢,他的跋扈,已经成为了整个朝廷上下的共识,这一战中他首先以必败为理由拒绝了正经上司王庶的征召,然后完全没有参战,可是他却在战败后王庶全军覆没、王燮逃走后,以一己之力维持住了防线,将金军攻势局限在了陕北,使得完颜娄室没有能够趁势扩大战果,并最终等来了中原挞懒的北走……换言之,现在看来他似乎才是那个掌握了真理,被所有人误解的人。
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上上下下争论不休,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三人了。
而前两事还好,多少还是就事论事,真正让局面失控的,却毫无疑问是文臣武将们对刘豫称帝的剧烈反应。
偏偏相对而言,坐在御座上的赵官家又实在是淡漠的有些过了分。
说实话,看着殿上一个个明知道自己态度却还义愤填膺的臣子们,赵官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神游天外了起来,他只是不停思索,眼下的局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之前在南阳那么窘迫,却没有眼下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而等到现在,豁出命来换取了一番胜利,让国家最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有了一点国家的样子,却反而觉得事情变得一团糟呢?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知不觉,自己都做了近两年的赵宋皇帝了,从一开始想跑、想跳井自杀‘归位’,到眼下疑虑自己不能掌控局面,只能说,时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了。
可这么一想,不说与南阳相比,只和两年前相对,眼下的局势又到底差在哪里呢?
又还能差到哪里呢?
那时候的赵宋朝廷根本就是个流亡小朝廷而已,亡国之危就在跟前。